第299章左良玉觉醒：既然你们士绅是狗，就不配上桌吃饭(1/3)
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十月九日。景陵，左良玉大营。帐外将士们正在清点缴获、包扎伤员，营中弥漫着胜利后短暂的松弛气息。
中军大帐。
即便取得胜利，左良玉也并未放松，他第一时间召集...
杜含耀坐在大功坊宅院的梧桐树荫下，手里捏着一张刚送来的邸报抄本，纸页边缘已被汗水浸得微潮。午后的风闷热而滞重，蝉声嘶哑，一声叠着一声，仿佛在替这焦灼的世道喘息。他盯着那行墨字：“河南洛阳府，伪帝朱某僭号‘承天’，设六部、开恩科、铸‘永昌’钱”，指尖无意识地捻皱了纸角。
“爷，茶凉了。”芸娘端来一盏新沏的碧螺春，青瓷盏沿还沁着细汗。她蹲下身，替他揉着小腿——这几日他奔走于各济贫所之间，脚底磨出了水泡，走路一瘸一拐，却仍不肯坐轿，只说“孩子们编草鞋都比我的脚板硬”。
杜含耀没接茶，反将邸报翻过一页，目光停在另一则消息上：“钦命户部尚书卢象升督理中原赈务，诏令‘凡流民愿赴南洋者，官给路费、田契、农具，免三年赋税’。”他喉结动了动，忽然问：“芸娘，你说……若把你送去婆罗洲垦荒，你去不去？”
芸娘正低头理着他裤脚褶皱的手顿住，抬眼看他。阳光穿过梧桐叶隙，在她睫毛上跳动，像细碎的金屑。“爷问这话，是真想送我走，还是怕我走？”她声音轻得几乎被蝉声吞没，却字字分明，“您上月在立春画舫替张推官垫了十七两银子，昨儿又从孙掌柜那儿预支了三个月工钱——您不是缺钱，是怕穷。”
杜含耀一怔，竟说不出话来。他确实在怕。怕那邸报里写的“南洋瘴疠，十去三不返”不是虚言；怕自己亲手教孤儿们搓出的草绳，终将捆住他们自己的手脚；更怕自己这双摸惯了账本、捻熟了稻草的手，某天也攥不住芸娘的袖角——就像去年吕宋来信说刘其德的水泥窑炸了三次，死了七个学徒，信末却只潦草添一句：“幸得国相亲至抚恤，赐金二十两。”
“爷。”芸娘忽将茶盏塞进他掌心，温热的瓷壁熨着他的手心，“您记得孙掌柜那一百个孤儿么？前日我清点草帽，最小那个叫阿满的，才九岁，编的福字纹比管事还齐整。他昨儿问我：‘姨娘，婆罗洲有梧桐树吗？’我说有，他说那我就去，‘种满一山的梧桐，等爷来认’。”她顿了顿，声音软而韧，“您教他们编草鞋，不是为让他们踩烂脚板，是为让他们将来能踏着自己的鞋，走到您去不了的地方。”
杜含耀仰头灌尽冷茶，苦涩直冲喉咙。他想起今晨在县衙，钱文吏拍着《金陵日报》冷笑：“天子要百万流民填南洋，咱们江南士绅就该做百万把草鞋？哈！草鞋编得再密，挡不住海风里的尸臭！”刘书吏赶紧捂他嘴，可那“尸臭”二字已如钩子，扎进杜含耀耳膜里——他昨夜数账时数到三百二十七双草鞋，每双三文钱，合计九百八十一文，折银不到一两。这点银子买不来一艘沙船，买不来扬州码头上那些海船桅杆投下的阴影，甚至买不来芸娘头上一支素银簪。
可阿满编的草帽，他戴过。
那顶草帽檐边歪斜，福字少了一捺，帽顶还沾着半片梧桐叶。杜含耀把它揣在怀里，带去江宁县衙，在众人议论“洛阳伪帝”时悄悄摩挲着粗糙的草茎。此刻他忽然起身，扯下腰间荷包倒扣在掌心——七枚铜钱，三枚当十文，四枚当五文，总共九十文。他摊开手，对芸娘说：“明日，你拿这钱去买稻草。不是两车，是二十车。再让郑管事把东边那片荒废的祠堂收拾出来，我要在那里盖一座草编工坊，名字就叫‘梧桐社’。”
芸娘没接钱，只静静望着他：“爷，祠堂地契在老太太手里。”
杜含耀笑了，那笑里竟有几分少年气：